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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9日 上一期 下一期

高科技保护主义并不能拯救德国的工作机会

吕博艺

    吕博艺(Boy Lüthje)

    近期德国政府阻止中国福建宏芯投资基金收购德国LED设备制造商爱思强(Aixtron)的举动为一直以来友好的中德关系制造了一些严重的摩擦。德国经济部部长 Sigmar Gabriel先生否决了对此项交易的批准,援引的理由是涉及国家安全。Gabriel先生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主席和默克尔总理政府的副总理。

    几个月前有一个类似的案例,广东家电制造商美的集团收购德国著名的工业机器人生产商库卡(Kuka),德国经济部部长同样威胁要阻挡这项交易。但是在这期收购案中,根据德国法律,没有理由显示批准决定会被否决。美的为库卡的股东提供了一份非常有吸引力的报价,随后美的拥有了这家公司94.5%的股份。

    新贸易保护主义在德国兴起?

    这些收购案在德国媒体上引发了很多关注,主要的声音是国家的高科技产业会被出卖,而中国将会控制德国的核心技术。在爱思强的案例中,德国媒体甚至警告此举将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德国日益增多的贸易保护主义言论很明显是与中德两国当前在先进制造业领域充满活力的合作相悖,两国分别推出了“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

    德国政府的立场受到了商界领袖和经济学家的批评。戴姆勒-奔驰的首席执行官 Dieter Zetsche先生呼吁德国政府不要介入私营企业和股东的决策。德国商会(DIHK)的主席,以及颇有影响力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也反对经济部的决定,呼吁德国政府保持向中国敞开大门。

    为什么德国的经济部长坚持他的主张,并在近期访问北京时采取一个对抗性的立场?我们只能猜测其中的原因。德国代表团向中国提出了允许外国汽车制造商投资设立独资公司,而非合资企业的要求。这是德国汽车企业一直以来的期望,而用爱思强收购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策略。同样的例子就是中国的钢铁出口到欧洲,最近也一直在中国和欧盟之间引起争议。

    这个答案看起来只考虑了德国的国内政治,但复活的贸易保护主义观点其实是近期在西欧和美国不断上涨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英国脱欧,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右翼政党的崛起,更为清楚的是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代表了这种趋势。

    这种情绪表达通常反映了大部分劳动人民的焦虑 ,他们在遭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工作机会减少,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持续的经济衰退等情况的打击后而觉醒过来。虽然德国经济在近些年表现强劲,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现代化,工人的收入增长缓慢,大量的劳动人民受到低收入和灵活用工的负面社会效应的影响,尤其是临时用工的急速增长。

    在此情况下,曾经代表劳动人口的政党,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担心失望的选民转向右翼政党。在德国,大量从中东和非洲战乱国家涌入的难民,右翼政客和政党煽动的种族主义宣传和仇恨都加剧了这种情绪。这样的气氛中,主流政党的领袖鼓吹中国投资在欧洲威胁就业机会,导致发达国家的技术流失所带来的恐慌可能会有市场。

    中国在欧洲的投资

    会威胁到工作机会吗?

    据我们所知,现实发展有一点不一样。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工业企业里的中国投资非但没有导致工作机会减少,反而在相应国家促进了经济发展,稳定了就业机会。很多案例表明,德国企业已经找到了长期的,帮助它们进入中国市场的合作伙伴,生产满足中国消费者和公司需求的产品。把生产基地搬到中国的现象是比较罕见的,德国企业常常受益于中国投资者的长期发展战略,这在中小企业里尤为突出,因为他们在德国难以获得资本投入,同时又面临银行和金融投资者的压力。

    德国公司融入中国企业要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劳资关系。德国的劳动者参与制度保证了工人代表和工会在事关工资,工作条件和就业机会减少等问题上有足够多的参与空间。大部分股份公司中,工人代表是企业监事会的成员,可以参与监督管理层以及有关公司战略的决策。大多数公司里工人和工会代表了监事会一半的成员。由于一些复杂的法律机制,虽然工人代表最终不能控制管理层的决策,但是大部分的事务,比如公司的所有权变更,通常是不能忽视工人代表的意见的。

    经历了初期的不安和恐慌后,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大部分工会已经能够在他们代表的公司里采用友好,但务实的态度来对待中国投资者。很多案例表明,新的中国老板并没有削减工资和工作岗位,他们更愿意保留技术工人,以便学习先进的制造经验,为国家和国内市场开发新产品。大部分公司接受了德国的雇员代表制和集体谈判制度。

    例如库卡的收购案,监事会里的工会代表宣称会从纯粹的经济和金融能力的角度评估潜在投资者的方案,而不管对方来自哪个国家。美的集团给出的报价对库卡的股东和工人都很有吸引力,因此工人代表决定接受美的的收购。这个决定跟库卡的CEO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看到了打开中国和亚洲新兴市场的无限可能性。来自工会的支持有助于克服来自公众,德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的消极态度。

    在当今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创新不再是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单向道。反而是新兴经济体,比如中国,已经成为创新的重要平台。学术界和商业领袖们正在谈论“创新回流”,意思是在新兴市场兴起的产品和技术正在向全球流动,成为跨国公司产品矩阵中的战略资产。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的战略为发展双向创新的提供了大量机会。

    智能制造需要体面的工作

    然而在此背景下,工作与劳动关系仍会是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如何在发达工业国家与低工资竞争而保住工作机会。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在新兴经济体提高工作的条件和质量,以及工人的收入和教育水平。工作的社会标准必须要跟先进制造业匹配。

    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在用“机器换人”的口号推动制造业的自动化是不恰当的。为了获取先进制造业的经济社会效益,工人们需要综合的技能培训,相应的收入以及完善的职业规划。同时还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被机器取代的工人如何通过再培训使得他们的技能在未来的发展。

    随着创新的全球化,这些问题现在摆在所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面前。在德国,不论是企业层面的工人代表,工会和雇主,还是公众对话和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都在讨论这些问题。相应的应对措施也在“工作4.0”的口号下开展,以作为德国产业界发起的“工业4.0”的有益补充。

    中德两国间在先进制造业领域日益密切的联系,包括中国企业到德国投资,毫无疑问提供了新的机会让两国的工人,企业经营者和工会就工作的转型开展对话。从创新研究的角度看,这个话题无疑代表了中德两国关系发展的战略性议题。在德国和欧洲的保护主义言论只会伤害双方的相互学习,影响建立工作和社会发展领域创新的双轨快车道。

    (作者为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教授,现兼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讲座教授)(编辑 张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