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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7月14日 上一期 下一期

专访波士顿咨询全球CEO李瑞麒:中美贸易规则需要更新 BIT谈判重要但不会容易

郑青亭
李瑞麒

    导读:随着全世界向更加数字化的生态系统发展,中国绝对会成为领导者。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迹象了,比如中国的社交系统、支付系统正在进行大量创新。中国在很短时间有这样的发展非常让人惊讶。整个世界都在观察中国发生的变化,并在考虑本国是否可以借鉴。

    本报记者 郑青亭 北京报道

    起起伏伏的中美经贸关系将迎来一次重要的“段考”。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闭幕后,中美双方商定,首轮全面经济对话将于7月19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这将是首次按照两国领导人在4月会晤时商定的对话新模式进行的涵盖经济和贸易问题的双边会谈。

    5月12日,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达成了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计划包括十项成果,涵盖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投资和能源等领域。目前,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已取得重要进展,双方正商谈开展一年合作计划。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美国商界的利益和诉求将是重点考虑内容。他在候任期间就成立了一个由美国大型企业CEO组成的顾问团队——“策略和政策论坛”。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总裁兼CEO李瑞麒(Richard I.Lesser)是这个团队的成员之一。

    “对两国来说,中美经济关系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需要继续保持强劲。”7月12日,李瑞麒在北京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指出,目前,两国需要让现有的贸易规则与时俱进,充分反映两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的发展。

    中美BIT谈判不是容易的事情

    《21世纪》:你是特朗普“策略和政策论坛”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一方面,这是一个荣誉,但另一方面,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优步(Uber)CEO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已经退出。你喜欢这个咨询委员会的工作吗?

    李瑞麒:从被邀请那天起,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公民有机会为国家做贡献时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不是政府成员,也不是决策制定者,但可以提供坦诚而直接的建议。我觉得,总统也需要从不同角度吸取建议。目前,我们只见过两次面,分别在二月和四月。当然,还有一些非正式方式来提供建议。

    《21世纪》:你们提出的建议被采纳了吗?

    李瑞麒:我觉得兼而有之。首先有积极的方面。《纽约时报》5月对我们的一次会面进行了部分报道。我们讨论了中国是否是货币操纵国的问题。很多成员明确表示,他们不认为中国是货币操纵国。几个月后,总统最终决定不给中国贴上这个标签。这与顾问团的意见是一致的。另外,我们认为有必要,也有机会改善贸易关系。5月,总统决定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进行谈判,而不是彻底结束这个谈判。我觉得与我们的意见也是一致的。作为顾问,你无法得知这些建议能带来多大影响。但看上去,我们的建议在这些领域是有效的。

    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顾问团的很多成员强烈支持美国履行《巴黎协定》,但总统却决定退出。当然,我们理解并非所有的建议都会被总统采纳。

    《21世纪》:既然不是所有的建议都被采纳,你对这个机制还有信心吗?你在这个团队中提供了什么建议?

    李瑞麒:我觉得每个政府都是在不断成长的。我不会尝试预测这个机制会如何发展,但我觉得,现在还是新政府执政的早期阶段,我们需要观察会如何发展。我尝试在BCG最擅长的话题上提供建议,包括贸易、气候、移民等问题。

    《21世纪》:如果你有机会就中美关系提出建议的话,你会说什么?

    李瑞麒:我觉得对两国来说,不仅是对特朗普,中美经济关系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需要继续保持强劲。对美国来说,中国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40%,在2016-2021年,中国将有1.8万亿美元的消费增量,相当于德国今天的消费总量。对人口不足世界5%的美国来说,进入这样的国际市场是未来经济成功的关键。而对中国来说,美国仍然是世界头号经济体,在中国经济向更高质量、更复杂的上游产业转型时,美国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市场。

    今天的贸易规则是几十年前制定的,那时候云计算还不存在,甚至没有这个概念。当最后一个重要的贸易协定签署时,美国的贸易政策还一直十分开放,而中国那时还在非常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国内某些产业进行保护性措施是非常合适的。但现在,我觉得有必要对贸易协定进行一些升级,并融入一些现代内容。这样对两者来说才是公平的,才能反映当前的经济情况和科技水平。

    《21世纪》: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会是一个好的途径吗?

    李瑞麒:我觉得,现在的美国政府更倾向于制定双边协定,而不是多边协定。鉴于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我认为,两国进行直接的、坦率的、前瞻性的讨论是很重要的,这将产生积极的结果。

    但这不会是容易的事情。尽管双方有充分的理由要谈成这个协定,但还面临很大的国内压力。在美国,大多数人的收入十年都没有增长了,很多人认为这是全球化造成的。同时,美国对华贸易也面临巨大赤字。而中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但很多行业还需要一些保护和扶持。这些都是两国面临的一些国内压力。

    预计中国今年对外投资会下降

    《21世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显示,中国2016年对外投资飙升44%,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仅次于美国。但据彭博社报道,今年上半年,中国海外并购金额减少47%。你如何预测中国海外投资的趋势?

    李瑞麒:我们的预测是中国今年的跨境投资将出现下滑,部分原因是受到中国国内资本管控和交易审查的影响。但长期来看,中国的跨境投资还会增长,中国会继续成为可持续的海外投资者。这与中国企业对技术、品牌和全产业链的需求相一致。我与一些客户交流时发现,他们致力于长期的投资,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国政府也表示过,希望一些行业进行更多的海外投资,增加海外布局,包括技术和消费。因此,尽管今年会出现下滑,但这并不是一个趋势,很快会重现增长。

    《21世纪》:随着反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在西方抬头,中国海外投资还在面临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审查。这是否会成为一个常态?

    李瑞麒:在某些案例中,这可能是真的,但我想强调,很多时候,阻碍并不仅是政治障碍。对于在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来说,关键是要制定清晰的并购目标,充分反映各方的利益诉求,仔细分析交易的风险。

    六个月前,大家认为将迎来全球保护主义浪潮,但现在,我不确定这还是我们看到的趋势。很清楚的是,在美国会有这方面的挑战,而欧盟和日本上周刚刚宣布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尽管距离转化成文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如果能实现的话,将会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协定之一。我们都在应对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一些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是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情况。我比之前要乐观。

    《21世纪》:BCG有关于中国海外并购方面的咨询业务吗?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的共同挑战是什么?

    李瑞麒:是的,我们参与了许多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案,包括战略制定、风险分析、并购整合等。它们在海外并购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第一,要拥有清晰的、有力的并购战略。为什么进行投资?预期回报是什么?第二,要充分了解并购的风险,并应对各方的利益诉求。这些挑战都是非常独特的,没有简单的药方。第三,要制定非常详尽的整合计划,并要尽早着手,甚至在所有审批完成前就开始,以留住人才、避免市场波动、尽早挖掘交易价值。在并购整合方面,不光是针对这一次并购,而要考虑企业的长期组织框架,如何引入被并购企业的领导者,并购不仅要增加企业的海外存在,还要扩展国际领导力的观念。

    要当工业4.0的领导者?中国仍有差距

    《21世纪》:对于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你有什么观察?

    李瑞麒:总体来说,我持积极看法。在很多方面,我觉得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中国保持了较好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增长超过工业,服务业占GDP的比例超过50%,这将给民众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好处,涵盖健康、教育、零售、旅游等各个方面。随着财富的累积,中国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四年后的中国消费增量将达到德国如今的总量。在发展议程方面,中国对内通过“中国制造2025”等议程提高生产力水平,对外则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

    但另一方面,债务占GDP的比例正在增加,并已经处于高水平。中国的经济结构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很多资产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拥有,因此,我们不能说合适的债务比例是多少,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债务正处在相对高的水平。对新一届中国政府来说,关键将在于在保增长的同时处理好债务问题。

    另外,需要做的是,或者将资金导向更加有生产力的行业,或者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行水平和生产效率。可能两者都需要做。

    《21世纪》:你觉得中国会继续成为外国企业的投资热土吗?

    李瑞麒:至于吸引外资,如果能解决好债务问题,就会增加投资者的热情。同时,还需要继续深化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不论是在管理机制方面,还是在各行业的竞争方面。这才能让投资者相信,如果他们投入就可以取得可观的回报。不管是对国内企业还是外国企业来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看到这方面的进展,但未来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21世纪》:你觉得中国的初创产业与发达国家比有什么特点?

    李瑞麒: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创业生态系统是多么发达,中国提供了多么领先的消费端数字经济。百度、阿里巴巴、腾讯(BAT)是巨大的平台缔造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以及获取产品和服务的方式。

    第二,中国的初创环境非常让人兴奋,每天有1.5万户新登记企业。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都在鼓励创新、创业。全球第二大独角兽企业(投资界对于10亿美元以上估值,并且创办时间相对较短公司的称谓)就在中国。BAT正在提供非常有力的平台,成立或投资了80%的独角兽企业。这体现了当前非常有活力和让人兴奋的氛围。另外,风险投资迅速发展,倾向于投资大项目,这让大规模初创企业快速发展,也许这是可以改进的,但这仍然是非常繁荣的景象。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中国经济的驱动力将不再是出口而是生产力的提高,以此增加人们的收入,并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工业4.0将实现从自动化生产到数字化生产的飞跃。在这方面,中国也需要充满活力的创新氛围和初创群体。也许可以从消费端的创新热潮中借鉴经验,比如,鼓励科研机构、职业学校和产业进行合作,成立像BAT一样的大型平台企业来支持制造业投资,建立适当的融资机制来帮助现有企业的扩大和初创企业的建立。我觉得,中国的创新思维让人印象深刻,但还需要做一些重要的工作来提高生产力水平。

    《21世纪》:中国已经开始向海外输出一些新的想法和商业模式,比如手机支付、共享单车等。你觉得,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可以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领导者?

    李瑞麒:随着全世界向更加数字化的生态系统发展,中国绝对会成为领导者。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迹象了,比如中国的社交系统、支付系统正在进行大量创新。中国在很短时间有这样的发展非常让人惊讶。整个世界都在观察中国发生的变化,并在考虑本国是否可以借鉴。

    工业4.0偏重于制造业和供应链,对于工业占重要比重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准备成为这次科技革命的领导者之一,实际上,中国将成为下一代机器人系统的重要购买者之一。我们的一些顾客实际上正在积极备战工业4.0。

    但我不会说,中国在工业4.0中的领导者地位能与它在数字消费经济中的一样。可能不会落后太多,但排名不尽相同。在制造业方面,德国、北美有明显的竞争力。在“中国制造2025”的指引下,中国有希望在这方面表现更加出色。这不仅能提高生产力,也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多价值。(编辑:赵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