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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4月30日 上一期 下一期

丹东港债务违约溯源:致命的分红?

李维;柳瑶

    本报记者 李维 实习生 柳瑶 北京、丹东报道

    近50亿资产遭查封、400多亿债务压顶、多笔债券先后违约、职工发薪遭遇问题。

     早在2005年前开启引入“外资”发起改制时,没有丹东人可曾料想到这家当地引以为豪的港口集团会陷入如今这步田地。改为:早在2005年前后开启引入“外资”发起改制时,没有丹东人可曾料想到这家当地引以为豪的港口集团会陷入如今这步田地。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当地调查获悉,丹东港的部分员工仍处于欠薪状态,这也一度让其遭遇了“用工荒”的问题;一位接近丹东港人士透露,为应对这一局面,丹东市政府4月26日召集丹东港管理层人员开会商讨应对职工付薪问题。

    这并不能解决丹东港的资金链困局,而不少当地人则将希望寄托于“国企可能接管丹东港”的传闻,期待背后,丹东港实控人王文良的下落却依然不明。

    引出丹东港违约事件,似乎2015年高负债下所实施的高额分红,最先步入公众视野;于此同时,中介机构、评级机构未能及时发现问题,亦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自去年10月末第一次违约至今,丹东港的债务违约爆发已过去182天。

    发债分红?

    根据本报记者了解,违约触发“前夕”的2017年3季度末,丹东港总负债“雪球”已经滚至464.56亿元,为2015年底的1.21倍,其中流动负债就高达100.16亿元,但同时流动资产已经从彼时的87.58亿缩水至37.34亿元,仅为负债的约三分之一。

    丹东港的更大压力还来自于高达364.64亿元的非流动负债,其中包括150.86亿元的长期借款、60.10亿元的应付债券以及136.00亿元的长期应付款。

    对于如今的财务状况,不少业内人士将问题指向了2015年公司的高额分红。

    财务数据佐证着这一说法。2015年第四季度丹东港的“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的确较往常出现了异常,高达19.49亿元;而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计算,2009年以来的8年间,该科目单季均值仅为2.98亿元,这意味着2015年四季度的分红规模为平均值的6.54倍。

    “其中还有一些利息支付现金,但主要是分红占了较大比重,不然各季度也不可能出现这么大的异常。”前述接近丹东港人士坦言,“因为王文良和日林持股比达七成以上,所以通过分红套现了10多亿现金。”

    单季的高额分红也直接让2015年全年的“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达到了30.81亿元。

    但另一方面,丹东港2015年仅有11.05亿元的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却难以对上述分红规模构成支撑。

    “利润11个亿,分红18个亿,虽然计入未分配利润的规模比较高,但如此短周期的大规模分红显然有违逻辑。”上述接近丹东港人士称,“如果不是这10多个亿的现金流出,也不会给丹东港带来那么大的现金压力,至少开始的违约和周转都是可以处理的。”

    18亿元的现金对于丹东港的货币资金体量而言的确较为重要。2014年-2017年三季末的货币资金分别为27.99亿元、20.60亿元、16.74亿元和14.71亿元。

    丹东港的“回避”

    债务压顶的丹东港,正在进入更加紧张局面。

    3月15日,丹东港公告称,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丹东银行申请,裁定查封其48.93亿元的财产。丹东港表示,仲裁可能促使公司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对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4月26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来到了位于丹东市振兴区兴五路七号的丹东港集团地址,但发现这里已经人去楼空。据百度地图显示,该办公楼亦显示为丹东市港务局的所在地。

    4月26日,一位丹东港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这一办公地点的确已经荒废多年。“目前这里早就已经不用了,当地人都知道。”

    不过一位接近丹东港人士表示,丹东港高管在振兴和东港两地均有办公场地。“当地人往往都把日林(实业)和丹东港视为一体,所以把日林的办公地也当成丹东港的。”一位接近丹东港人士称。

    蹊跷的是,在丹东港2016年公司债的发行说明中,丹东港在振兴区的地址亦显示为信息披露资料备查地址。“投资者可在本期债券发行期限内到下列地点查阅募集说明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募集说明书显示。

    “如果这个地址已经不用了,就不应该披露成为发行材料的备查地址,否则就有信息披露与事实不符的问题。”西北一家券商债承人士表示。

    据上述接近丹东港人士透露,目前丹东港主要工作地都在丹东市旗下的县级市东港市。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4月26日又赶赴东港市的丹东港所在地,发现该办公楼“戒备森严”,门口工作人员中有两名身穿保安制服,而其中一名则身着公安服装。

    上述三位工作人员得知记者来意后联系了负责外宣的“政治部”,但对方始终无人接听。

    “他们应该是开会去了。”门口工作人员表示,但其以公司规定为由拒绝将政治部联系方式予以告知。

    离开时,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并表示希望与对方取得联系,但截至截稿前尚未得到丹东港方面任何回应。

    记者同时多次致电募集说明书及债券发行方面电话,但对方始终无人应答。与避而不谈的丹东港相对应的,则是港口的戒备。

    欠薪问题严重

    用本地话讲,如今丹东港带给当地最直观的感受是“不开饷了”。

    “工资已经大半年没发了,我之前有个朋友还在这工作,已经跳槽走了。”4月26日,一位丹东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记者。

    这样的状况也让丹东港面临“招工难”的问题。

    “现在这种情况,多数人根本不会去丹东港工作。”上述接近丹东港人士告诉记者,“有些人欠着薪,就直接换工作了,这让丹东港的人只出不进,也会给正常的工程建设、港口经营带来影响。”

    记者随即试图前往丹东港港口了解情况,但发现港口限制外人进入。而一位现场当地人告诉记者,曾经有边防武警试图进入也曾一度被阻拦。

    “欠薪甚至还引发了一系列更严重的劳资纠纷。”上述丹东本地人士坦言。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截至2017年9月底,丹东港的应付职工薪酬的确达到了一个高达4330.64万元的“顶峰”,除2016年底为2950.10万元外,2015年及之前年度该科目最多时仅为303.73万元,而最少时仅为41.09万元。

    法律人士指出,欠薪问题的突出亦是丹东港资金面承压的缩影。

    “按照法定清偿顺序,职工工资通常在债券持有人之前,这种情况通常也意味着公司的资金面的确面临较大压力。”盈科律师事务所一位律师表示。

    不过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这一问题已被当地政府所高度重视。一位接近丹东市政府人士向记者透露,4月26日上午,丹东市政府与部分丹东港管理层人士就职工薪资问题开会商讨相关对策。

    “当天在‘山上宾馆’(当地称呼,实为丹东宾馆)开会讨论薪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能够保证地方稳定,用工问题也会一定程度的解决。”上述接近丹东市政府人士称。不过截至发稿前,记者未能从丹东市政府确认这一信息。

    对于更多员工和当地人来说,他们更多将丹东港的希望寄托在外部力量介入上。类似于“某央企、某国企有可能对丹东港进行接管”这样的传言在丹东市广为流传。

    “现在的问题是丹东港是民营企业,如果政府来这样救会引发道德风险,目前的重组方案还在研究中。”4月26日,一位接近丹东港的投行人士称。

    此外,更引得市场关注的则是丹东港实控人王文良去向。此前,王文良因贿选案被取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有人说跑路了,也有人说他被采取了限制措施。”前述接近丹东港人士称。

    “大家都认为日林是有钱的,可是就是不还钱。”前述丹东人士表示,“税务部门之前还去过那查税,去了四个车的人,日林也不太配合。”

    中介的迟钝

    一边是高额的分红,另一边确实激进的债务扩张。

    2015年底丹东港应付债券余额仅为38亿元,一年后这个数字上升至69.10亿。“很明显公司在通过扩大债务来弥补了分红带来的现金缺口。”上海一位投行人士表示。

    与此同时,丹东港的债务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2015年之前,丹东港主要依靠中票、短融、PPN等产品在银行间市场举债,而2016年完成高额分红后,其开始在交易所市场的举债之旅。时年,中信证券、东海证券、万联证券分别作为承销商为丹东港发行了两笔公司债和一笔私募债;而2015年底前的高分红也并未引起上述承销商的注意,记者试图与上述券商债承人士联系询问态度及详情,但对方表示不方便表态。

    事实上,在丹东港事件中的迟钝者还包括评级机构。例如其公司债评级机构联合资信在丹东港债券违约前,仍然对其予以了AA的评级,而直到10月30日违约正式触发,才将其评级直线降至C级。

    但也有业内人士指出,王文良与日林的确存在以发债置换现金来确保高分红的动机,但如果分红是依照财务规范及公司股东大会等流程决策办理,则很难认定其合规问题。

    “如果未分配利润是足够且公司流程是通过的,这种分红很难说存在问题;但这里面的反思在于港口是当地重要企业,其在局部金融稳定上具有重要性,所以这个过程中如何引入相应的金融监管是值得考虑的。”前述投行人士坦言,“另外丹东港也并不是上市公司,大股东占7成,高额举债也会带来相应的财务成本,对实控人自身利益是有损的。”

    该人士同时认为,即便不进行高额分红,在未能改变基本面的情况下,丹东港的债务问题很可能只会向后延期,而无法根除。

    财务数据显示,从2016年开始丹东港的净利润已经开始减少,即2016年净利润从去年的11.05亿元减少至8.94亿元,而2017年前三季度仅为5.39亿元;但与此同时,公司在建工程资产也在快速增加。即从2015年底的200亿元膨胀至334.77亿元。

    “在建项目增多、利润减少,成本增加、流动资产减少、负债率上升,这些都隐含了出现资金状况的可能性。”上述投行人士称。

    (编辑:李新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