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内容
2018年07月23日 上一期 下一期

全球史视野中的中国区域研究

张翔

    张翔

    全球史研究与中国各区域研究的结合,近年来渐成潮流。当前中国发展与全球发展须臾不可分离的紧密关系,是这一知识潮流的基本背景。对中国当前问题及历史问题的探索,需要放在全球史视野中展开。这些问题既有其学术思想传统和脉络,也往往带有较强的战略性。

    大致而言,目前的中国区域研究有两种值得注意的方向。一类侧重于在全球史背景下讨论中国各个区域在战略上的特点、重要性或挑战,较为关注当下中国发展的战略思考,与全球的地缘政治研究有较深的关联。一类侧重于对元代以降中国各个区域历史的研究,这些研究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全球史与区域史研究之间有很强的对话关系。近年来围绕元史研究与清史研究在国际范围内的学术辩论,是一个例子。

    在第二类研究中,历史人类学是较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多年来在江南研究、华南研究、西南研究等等方面都已有不少积累。例如,郑振满、陈春声、刘志伟、赵世瑜及海外的科大卫等学者的华南研究被称为“华南学派”。一些历史人类学家的足迹遍及四方,研究视野开阔,例如王铭铭在东南研究与西南研究方面均有开拓,赵世瑜在西南、华南、华北等区域亦是如此。

    赵世瑜在《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1月)中讨论了全球史兴起与区域史的关系,认为后现代主义“去中心”的观念是理解当前全球史兴起的关键:全球史研究要想不重蹈以往“通史”的覆辙,需要以强调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区域史作为前驱;区域史则要以强调跨区域联系的全球史为后盾。江南区域史研究是较早与全球问题研究联系在一起的部分,可以上溯到20世纪中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直到晚近,关于16-17世纪的全球和区域秩序问题的研究,仍然把江南视为时代变化的区域缩影。

    在赵世瑜看来,中国的全球史研究需要更多地“在中国发现(全球的)关联”。在这一方向上,他提出的新问题是,明代中叶的“南倭”、“北虏”与西南边疆的变化之间,是否应当看做一个整体中相互关联的部分?近年东南的倭寇问题已被放在明代中后期海上贸易发展的大背景下重新阐释,但讨论较多的“北虏”问题,仍然在传统的游牧民族南侵的解说框架之下,“西南夷”问题研究则基本处于全球变迁背景之外。他认为,不能假定“北虏”“南倭”“西南夷”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南岭走廊和西江流域把东南沿海与西南山地连接了起来,从事情的结果来看,这些区域之间的流动和联系显然加强了。

    明代各处边疆及其战略的变化之间的联系,的确需要从整体上把握。东南倭寇问题的严峻挑战,事实上意味着东南区域不再是中国相对安全的“后方”,这是地缘政治的一个极为重大的变化,可以看作西方殖民帝国“扣关”的序曲。明代边患的重心,明显地出现了从西北向东北移动的趋势,这也是明成祖定都北京的关键原因。这一变动与俄罗斯帝国的兴起及其东扩有着密切的关联。明代嘉靖年间在西北采取守势,军事势力撤回到嘉峪关以内,但在东北方向,游牧势力的冲击则避无可避。正是东南、东北与西北边患的同时存在,使得西南山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屏障,使得西南山区成为相对安全也便于防御的腹地。由于作者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于“从人的动机和行为入手,而不是从国家意志入手”,对上述问题讨论较少。

    从这个角度看,明代以降对西南地区治理的加强不是偶然的变化,而有着与全球格局变动相关联、反映于边疆形势的内在逻辑。《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中收入了明代以降西南治理的系列论文,指出明代承续了元代在西南地区的卫所军户制度,实行了“亦土亦流”的治理模式,对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做了颇具启发性的研究。可以说,赵世瑜的这些研究呈现了全球史、帝国边略研究与历史人类学互相推动的丰富潜力和广阔空间。(编辑 董明洁 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