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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8月06日 上一期 下一期

全球史浪潮

庄宇默

    庄宇默

    中国社会大众向来对于了解世界充满知识上的热情,从《参考消息》、《环球时报》等国际新闻类媒体的长期热销便可见一斑。这种知识兴趣的一个重要成因,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的知识启蒙所一直强调的对世界其他地区状况的了解、学习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一直与世界及周边地区互动密切,与世界格局变动关联极深。经历四十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中国人出境旅游增长迅猛,对于全球其他地区的知识兴趣进入新的阶段。文化出版领域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近年来世界史领域的译介书籍快速增加,销量可观,例如,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甲骨文”丛书异军突起,中信出版社等也加强了世界史的译介出版。

    强调全球不同地区之间关联的研究全球史的译介也渐成潮流。近现代史、区域研究、人类学等领域与全球史研究的结合日益多见。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研究团队是这一研究潮流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在编辑出版《全球史评论》辑刊及“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丛书”(刘新成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之外,近年来连续推出多个译丛,包括商务印书馆的“文明与世界译丛”、中信出版集团的“全球史译丛”、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史学前沿丛书”,引人注目。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历史学家刘新成与刘文明、岳秀坤等学者共同主持了这些译丛。

    这些译丛纳入了多本有关全球史研究的学术史著作,例如德国学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的《全球史是什么》(杜宪兵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及日裔美国学者入江昭的《全球史与跨国史》(滕凯炜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此前刘文明曾翻译“新清史”代表人物柯娇燕的《什么是全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从中可以看出近年来引起颇多争论的“新清史”将全球史研究与清史研究相结合的思路。这些著作都是了解全球史研究脉络的重要读物。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在《全球史是什么》中指出,虽然全球史研究兴起于上世纪下半叶,但有着较长的历史脉络,是在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写作基础上发展起来,但与传统常见的注重国别史的世界史研究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全球史的核心关怀在于流动和交换,以及超越国界与各种边界的进程,其出发点是互联的世界,这些研究是将现象、事件和进程置于全球脉络之中的历史分析。全球史既是历史进程本身,也是历史学家的研究视角和独特方法。

    入江昭的《全球史与跨国史》集中强调了全球化进程对历史研究的启发与推动。在他看来,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历史学的发展已经明显落后于现实世界的变化。这一时期冷战已经不再是塑造世界事务的唯一力量,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剧,诸如环境问题、能源危机等跨国议程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但历史学家对这些新变化反应迟钝,“历史发展”与“历史写作”之间严重脱节。他将“跨国史”与“全球史”并列,强调全球史的跨国史面向,重视对于跨国议题、国际非政府组织等“跨国”现象的研究,致力于凸显非国家行为体和民族国家框架之外的不同文明、种族背后的跨国纽带。他对全球史研究脉络的梳理也沿着这些主题展开。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所呈现的全球史脉络要更为丰富和全面。他指出,全球视角并非适用于所有主题,但在研究那些具有密切国际关联与频繁互动的时期时,全球取向的确显现出更强的合理性和解释力,16世纪以来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情况大抵如此。比较史、跨国史、世界体系理论、后殖民研究、多元现代性等研究范式,都试图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视角,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为全球史研究提供了养分,也有重叠之处。在他看来,全球史研究不仅要超越以往民族国家叙事的“内在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也要超越“关联性”,不能满足于发现跨国关联,而且要揭示造成这种关联性的“因果关系”,尤其是社会变迁、权力结构与全球整合。

    如刘新成所指出,全球史的魅力在于“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对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不足,一直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薄弱环节,在全球整体视野下着重审视各个地区、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对于我国历史学发展有重要意义。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介入全球史研究,以及形成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可以期待这一状况有所改观。(编辑 董明洁 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