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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3月26日 上一期 下一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平衡为导向

    日前,在北京召开的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出席并演讲,他认为错误的供给侧改革会削弱需求,并且阻碍增长,可能会增加不平等还有其它的问题,正确的供给侧改革可以提振需求,平衡未来并且实现其它的目标。

    他认为1980年代美国的供给侧改革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因为它的减税和解除管控实际上导致了经济减速,二战后的几十年美国经济非常繁荣,而1980年以后经济实际上增速下降,至今差不多有40年的时间。此外,他表示这次改革还导致了不平等加剧,现在已经是美国历史上不平等最严重的时期,增加了不确定性,更加集中了市场的力量。

    斯蒂格利茨也是全世界最知名的质疑全球化的经济学家,早在2002年就写过一部名为《全球化及其不满》的书,认为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全球化没有保护弱者,问题不在于全球化,而在于如何管理这个进程,过多的自由会导致市场力量过大,从而造成不平等结果,并产生反全球化的力量。

    他的两项判断都已经被现实所证明。事实上,美国1980年代的供给侧改革与此后推动的全球化属于同源,均是由新自由主义发动。它们的特点就是过度强调市场的力量,而忽视了分配,经过长期积累产生了结构性失衡。在美国出现了民粹主义。

    新自由主义则是应对长期执行凯恩斯主义长期造成的滞胀而产生的,凯恩斯主义则是为了收拾自由主义带来的大萧条灾难。可以看出,西方社会不断在效率(自由)与公正(分配)之间做长程的钟摆运动,每一次失衡周期最终以另一个失衡周期取代。市场与社会之间必须达到某种平衡,如果市场过度自由而试图脱离社会,社会就会诞生强大的反对力量;同样,如果经济政策过度介入分配而导致市场效率大幅降低,人们无法享受经济增长,也会积聚反对的力量。

    因此,平衡效率与公正的关系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中国传统上也奉行中庸之道。目前看,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恰是在效率与公正之间寻求平衡,也因此,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予以好评。

    十九大提出,中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认清了中国失衡的状态,人们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供给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因此,中国在增强市场效率方面大力推进改革,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率,最终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将以竞争为核心,通过全面开放,即向国外国内资本开放,促进竞争,激发创新活力,提升经济效率。斯蒂格利茨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应该有一个平衡议程,平衡好供应方和需求方,因此,政府必须要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去监管市场。就像他曾指出的,“只要在信息不全或市场机制不完整的状况下(这可说是全球常态),国家的干预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

    另一方面,他建议中国征收环保税、土地税、资本利得税等,可以帮助经济结构改革,即以可持续的、更公平的方式发展。事实上,中国已经或正在计划征收这些税种以实现更均衡的发展。斯蒂格利茨还建议中国增加科研投资以及教育、医疗方面的投资,包括学前教育和农村的投入。中国的改革早就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不仅包括要求绿色发展、扶贫等,还在大规模增加科研经费,增加教育投入,改革教育体系。

    正因为中国制定了一个同时提升效率与公平的改革方面以实现再平衡,所以,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正处在“令人兴奋的转型时刻”。应当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吸取了西方社会一百多年来发展的经验教训,希望通过转型改革实现同时拥有效率与公平的局面,如果能够成功,将是人类社会一个新的创举。

    当然,依据新发展理念制作一套完美的顶层设计,并不能直接等于能够完美的实现。因为在改革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将是基于利益调整基础上的制度重建,会有很多阻力和风险,这需要拥有一种维持动态平衡的政治艺术,更需要上下一心,同舟共济,尤其是政治家和各级官员以“无我”的精神,帮助中国走出新天地。